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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錯了世界,卻說世界欺騙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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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思沙龍?




 
龍應台教授演講:

今天這一站,一路從5月12日在台北主持林懷民先生談「台灣的文化力」開始,緊接著在劍橋大學作兩場演講,再從倫敦回台主持與呂副總統的座談會,接著是一場接一場的「思沙龍」繁星計畫,從元智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再到成功大學。原以為都是一站接一站的義工的工作,到了成功大學,畢竟不一樣。今天上午與成功思沙龍同學見面時,看著他們,感覺在看著過去的自己,時光的錯亂,所以有一點失神。走在大學路上,許多前塵往事都回來了,有點招架不住。今天來與諸位見面,一方面很開心、很感動,另外一方面我還有一種角色的矛盾,要不斷地把自己從過去的感覺拉回來,拉回到今天與各位座談的角色。稍後如果有失常的地方,請大家原諒我。

當初我跟同仁講我不敢說是來這邊演講,坐在我旁邊的是這樣傑出的科學家,還有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絕對不是演講,而是一個從這裡走出去的校友,一個六○年代、七○年代在南部鄉下長大的小孩,走出去(而且走得蠻遠的),又回這裡與大家分享,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尤其與成大有關的那一小塊是什麼,這也是這一次行腳的主要目的。到底「思沙龍」在做什麼?為什麼會得到校長、教務長以及好多同仁的支持?

首先要說的是為什麼會有「思沙龍」。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三年半期間,如果沒有台灣知識界、文化界以及企業界許多人的呵護與支持,在到處都是政治地雷的環境裡頭,可能沒有一個難關過得去。這一群朋友在我離開市府後還經常聚會,總是擔憂台灣的前途。常談論到底可以為台灣做些什麼。最後的結論是,政治愈紛擾,文化愈重要,也就是從思想的紮根做起。於是大家決議成立基金會,「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就是由一群「憤中(憤怒中年人)」成立的,他們有企業家、大學校長、作家、出版家、總編輯、公司總裁等,都曾經是理想青年,為台灣的產業、文化、教育、藝術努力過,也曾經對台灣的民主賦予深切的期待。基金會做些什麼呢?我們想做的是開拓年輕人的國際視野,提升獨立思考、慎思明辨的能力,希望透過思沙龍來培養二十一世紀新青年。

沙龍」跟演講不一樣,是講者與聽者在同一個平面上、以平等立場對話的形式。我們希望大學生把自己看得很大、很重要,不只是單純接受的一方。希望每一個從「沙龍」走出去的青年,都是有品格、有全球知識、有獨立觀點、有人文關懷的世界公民。

沙龍系列包括「思沙龍」、「The Taipei Salon」、「沙龍1200」及「國際名家論壇」。這兩年來,思沙龍從「你所不知道的~」主題做起──拉丁美洲、伊斯蘭、南北韓、全球化……。思沙龍完全由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由下而上所舉辦,從活動手冊、海報設計、場地佈置、講者聯繫、新聞稿、採訪通知等,全部出自志工之手,這些志工從實作裡學習到做事的種種經驗。推出之後,每一場都爆滿,不管題目如何冷僻。因為思沙龍在台北成功了,使得我們敢跨出台北市。為什麼跨出台北是重要的呢?我們董事之間有一個共識,都覺得只影響台北是不夠的,真正要發揮影響必須到中南部。除此之外,我自己是南部鄉下長大的小孩,曾經對城鄉差距有過深刻的親身經驗,我不希望台北以外的15歲的孩子還處在當年我自己所處的情況。

「The Taipei Salon」很有趣。我們利用台北現有的資源──台北有很多各國駐台大使館或辦事處,在台北的任務之一就是把該國的文化輸出,而我們想做的是把外面的文化輸入,那我們為什麼不結合他們?把台北本身變成一個國際化的場域。比如我跟法國代表說,請你免費的來為我們講一場法國人怎麼面對全球化的問題,譬如在好萊塢電影占領全世界市場的情況下,為什麼法國可以透過政策保住法國電影產業,還占領歐洲市場的40%,法國是怎麼做到的?再譬如,我們請同樣說德語的德國代表與瑞士代表來對談,在大歐盟的背景之下,他們怎麼去面對所謂”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現在各駐台代表處都爭取跟我們的基金會合作,要進入沙龍來談論,The Taipei Salon已經變成台北外僑與本國市民交流的一個最重要平台。這就是借力使力。成功大學有外語系所,其實可以思考一下英語沙龍的可能性,放在一個五十人的場地,慢慢地做出一個平台,說不定可以變成南部的一個中心,讓住在南台灣的外國人也能更深入認識台灣。

「沙龍1200」的場地是由亞都飯店嚴長壽總裁所提供,是閉門的「菁英」沙龍,讓知識圈中理念相近的可以發現朋友,立場不同的也可以敞開對話。

「國際名家論壇」所邀請的名家不是一般所謂「成功」─意即有錢、有權的人。我們給「名家」的定義比較是,他為弱者作了什麼。譬如,這個世界有4千萬個15歲以下愛滋孤兒。我們可能邀請專門照顧與協助那些愛滋孤兒的全球性機構的主事者來跟我們的年輕人說他是怎麼做的。譬如中國大陸偏遠地區的痲瘋病人仍舊被隔離,過著極不人道的生活,我們希望邀請的名家可能就是主動去協助這些病患的組織者。我們希望與年輕人分享的是,這個世界對於「成功」的定義,不是只有加入所謂「強者」隊伍,你可以到非洲工作,你可以去為愛滋病人工作,你可以變成NGO的領袖,這是我們對國際名家的定義。

今年五月,「思沙龍繁星計畫」於元智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逢甲大學以及成功大學同步綻放。兩年前我到清華時,馬上感覺到人文氣氛的貧乏。開始帶學生時,譬如說,我讓他們分組做報告,每組選一個國家,然後把這個國家的來龍去脈以及現在所面臨的最新議題是什麼,對全班做報告。結果發現,全班80個學生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會習慣性以英文查資料,我開始要求他們以英文查資料,慢慢地他們就學會了跟國際之事的接軌。

年輕人對自己有多大自信,我覺得影響他思考和作學問的態度。就以我比較熟悉的美國和德國的年輕人來相比。我住在德國時,如果有兩個年輕人迎面走過來,我有一種本事可以判斷哪一個是德國人、哪一個是美國人,因為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與環境下長大的人,表現出來的氣質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18歲的美國孩子,他可能知識很少,可是跟你講話的姿態是跟你完全平等,甚至讓人覺得可能他比你還「偉大」,很有自信。德國孩子相對就拘謹、內斂,好像自己比較低下,其實他懂的可能遠超過美國孩子。德國的教育家曾經做過分析,歸因於兩國的教育方法的不同。一個作家的說法是美國的教育方式是加法,從0分開始,一個孩子作了一件好事,就加分,被大大誇讚。德國的教育方式是減法,從100分開始,作一點錯事就扣分,被大大檢討。教育方式不同,教育出來的青年人氣質就不同。

回過頭來觀察我在清華的學生,他們上台報告的姿態,顯得很沒信心,顯得自己很「小」。他不習慣有自信地與教授平等對話。但是清華給我最大的鼓勵是發現這些學生幾乎一點就通,你為他開一扇窗,他馬上看見全世界。也因為有清華的經驗,有台北思沙龍的經驗,才敢與其他大學走下一步。

我們顯然都相信甘地曾經說過的這句話:「You have to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所以對世界的不滿不是只是抱怨而已,你自己可以下來做。當然我們關心的東西很多,可是如果在眾多的關心、有限的生涯裡,一定要聚焦做一件事的話,今天在座的諸位都有相同的理念,那就是「教育」。歷史學家H. G. Wells在1920年曾經說過「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其實蠻符合台灣現在的狀況。台灣如果不在教育上真正做好,恐怕國家的沉淪跟以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大概是難以避免的。歐美澳洲這些所謂的先進國家,非常重視Global Citizenship的教育。例如澳洲,他們會以各種全球性議題與知識,讓孩子從國中開始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公民的觀念。以沙漠化為例,他們先讓孩子瞭解世界上有關沙漠化的事實,然後分析沙漠化的原因、沙漠化的影響、有那些國際組織正致力於防止沙漠化、怎麼做、當地政府做了什麼、你可以做什麼。你可以想像經過這種教育成長的孩子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跟我們現在的教育差別在那裡。

思沙龍在做的事,其實就是提供台灣孩子學習全球公民意識的教育工作。思沙龍不是給你結果,不是讓你認識世界各地的情況,而是教會你如何思想。我們想要給思沙龍學生的幾把鑰匙是:一、培養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慎思明辨的能力;二、累積足夠的知識;三、學習以對的語言、對的態度去宣揚自己的主張,去感動同夥,去說服對方;四、強調品格涵養的重要性,從待人接物中鍛鍊出憐憫、社會正義、誠實、正直等品格特質。

「Critical Thinking」可能是所有的教育最最核心的部分。王陽明先生「傳習錄」裡有一句話很能符合思沙龍想要做也希望做到的事情:「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思沙龍就是希望把「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給了學生之後,他們就有自己的鑰匙來開啟自己的未來。

台北的董事們都帶著很高的期望,我不過是他們的使者,到南部來試試看,繁星計畫到底能不能成功,其實我們心裡也不知道。當初台北成不成功,不知道,做了之後才知道;清華成不成功,不知道,做了之後才知道。而且一步做成了才敢推下一步。我對於成功大學,其實寄予無限的期望。這裡學生素質是很好的,可能跟清華大學很像,清華大學學生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變成這麼不同的一群人,所以我相信成功大學成功的希望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天帶著非常深刻的感激與謙卑,感謝大家請我來這裡分享。


交流問答:

問: 剛才提到培養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累積、行動的能力以及品格的涵養等等,似乎應該是從小學、中學階段開始做,學生到了大學才開始做這些教育,是否太慢了?

答: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對自己兒子的觀察──他們是我的「研究對象」。一年半前羅馬教宗的選舉,決選名單中一位是黑人、一位是拉丁美洲人、一位是德國人,我問我14歲的兒子──他是在德國生長的,他希望誰當選。他說他最希望黑人候選人變成教宗,並分析說天主教是一個很傳統的宗教,非西歐中心的上任教宗保祿二世好不容易打破許多天主教的傳統價值觀,往前跨了一大步,如果黑人當選,等於是向世界宣佈天主教往前走的決心。選舉結果出來,結果是一個德國人當了教宗,我問他的感受, 他說,「糟透了」、「大退步」。他們在學校裡同學之間已經做過很多討論,而且這是同學之間一致的看法。我驚訝的是,這些14歲的德國國中生就已經對國際事務如此關心,而且有獨立觀點。這就是教育環境對孩子的影響。

另一個觀察是,有一次我帶老二與另三個同年齡的德國學校學生到廣州,等車時我「偷聽」這些十五歲的國三男生在一起會談些什麼。發現他們在辯論德國當時的總理對中國的政策,到底是應採取只與中國談生意,而不要去碰觸人權的問題;還是要考慮歐盟國家應有同步的政策,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否要採取抵制。我很驚訝幾個15歲的孩子竟然在討論這種問題。

還有一個例子,曾經寫過,在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最流傳的故事。我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時,常與民間合作,有一次活動獲得New Balance公司捐了八千雙運動鞋,也因此認識了該公司總經理。有一天我的孩子(當年13歲)需要買運動鞋,我說我帶你去買New Balance的鞋子,他們總經理答應給我五折優惠,孩子很高興一面穿鞋準備出門,一面對我說:「可是,媽,你要知道喔,我們去買的話,你就是一個腐敗的官員喔。」我大吃一驚,要他跟我說明白。只見他慢條斯理地跟我說德國民社黨主席Gysi就是因為利用公務搭飛機累積的附贈旅程換了免費機票與家人出遊,被冠上公器私用、貪瀆罪名下台。New Balance願意給半價是得利於公務上的合作關係,是公務行為,那你拿他半價優惠來給你兒子買鞋子,你不就是腐敗嗎?我當時的震驚是,什麼樣的環境跟什麼樣的教育讓一個13歲的孩子會有一個公與私的概念,不但是抽象概念的學習,還會實際應用到生活的內容。

繞來繞去回答您的問題,我今天講的這些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真的應該從小學開始教。

問: 我教的領域是經濟發展,也與落後國家有關, 學姐剛剛說的學生搜集資料的經驗,我深有同感。事實上,我們在圖書館都有這些資料,不管是旅遊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或戰爭的角度都有。所以在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方面,圖書館其實可以扮演提供資料的角色。我們可以幫他們準備的是Knowledge這一塊,但最困難的、學生最需要的Critical Thinking,我們沒辦法幫他們準備。其他如Intellectual skills、Integrity等,可能都要經過討論的過程,他們才會慢慢瞭解。思沙龍活動如果有需要,圖書館可以協助一些前置作業,甚至一些影片可以先公開放映或先介紹一些國家過去的歷史、基本的知識等等,屆時沙龍座談就可以比較集中在激發思考這方面。


答: 您剛好講到蠻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每一個議題都配合一部紀錄片,但是找紀錄片是很辛苦的過程,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在網路上到處搜尋,好不容易找到之後,要分析那一部片子比較適合,然後還要處理沒有中文字幕的問題,最後必須千里追蹤找到紀錄片導演取得授權。我倒是建議既然成大開始了思沙龍活動,如果與圖書館連線,圖書館可以開始搜集紀錄片,與基金會這邊雙管齊下,漸漸建立起龐大的紀錄片庫存,思沙龍長久下去的機會更大。甚至圖書館也可以配合思沙龍議題設置專櫃,展覽所有與議題相關的圖書、文字、影片。如果變成全校各個單位之間合作的話,得到的效果與影響會更大。


問: 管理學院正在申請美國國際商管協會AACSB的認證,5月中旬我到美國參加一個與認證有關的研討會,會中他們非常強調培養學生融會貫通(Deep Learning)的能力,以及建立對學生多元評估的機制,慎思明辨(Critical Thinking)、溝通(Communication)、解決問題的能力(Problem Solving)以及倫理道德(Business Ethics)等都包括在內。對於如何培養學生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與融會貫通能力,請問龍教授您有沒有什麼好的做法?

答: 清華的學生因為是我親自帶,基本上我不跟他們談理論,而是讓他們從自己去實踐的過程中邊做邊學,完全像個工作室。比如財政,學校補助下來後,我讓學生自己管,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同學負責管財政,他就要自己去學習怎樣處理財務。一開始,他必須處理申請經費的問題,因為學校原來的體制不是由學生自己處理,通常會碰到困難,當他到處碰壁的時候,我並不協助他,我只會告訴他如何一關一關地去說服、去解決問題,每一關的突破他都必須自己負責。他會知道每一關是怎麼過來的,最後還要寫出一份SOP給下一任的財務大臣,下一任的財務大臣也許有新的困難出現,就再繼續學習解決問題。
又比如宣傳,通常同學們習慣在校內貼貼海報就完了,我告訴他們不是這樣的,我教他們在清華的每一事件都不只是校內的事情,而是要去影響桃竹苗(台中以北、台北以南)所有的大社區。他們要學習如何寫、發採訪通知,我提供專業採訪通知作範本,但讓他們自己寫,並學會怎樣發新聞稿,新聞稿發出去後,還要了解中央通訊社跟報社的差別在那裡,當記者不理你,認為你的新聞上不了版面,你要如何解決。所以清華的做法是會把每一題目遇到的每一項問題全部都列出來,然後看你怎麼去突破。中間每一個環節常常會碰得頭破血流,常常會做錯事,我讓他犯錯,這樣他就不會忘記。
清華大學接下來要辦的是一件很特別的大事,是黑蝙蝠與黑貓中隊的歷史—向勇敢的人致敬。五、六○年代冷戰時,黑蝙蝠與黑貓中隊的基地在新竹,他們冒險低空飛行去替美國人搜尋情報,以保衛台灣,犧牲慘重,但因為是秘密任務,從來沒有人向他們致謝過。清華學生發現這段歷史,就很有大志氣地決定去做。一開始我問他們要辦的是200人的小廳還是1500人的大廳,學生一致決定要辦1500人的活動。他敢,但是很可能會失敗。到今天才只有500人報名。請了羅大佑來獻唱,請了詩人向陽來獻詩,請了當年戰鬥機的飛官而且是空軍總司令來致詞,學生還請了60位現在還活著的黑蝙蝠與黑貓的隊員來,這是一件歷史的大事,社會的大事。但距離活動只剩一星期的時間,只有500人報名,所以現在變成危機處理的階段。我要學生告訴我這樣的危機怎麼處理,學生昨晚徹夜不眠,現在是人仰馬翻地在處理危機。我其實不太教他們理論,而是把目標放在那裡,由他們自己定目標,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最後碰到可怕的關鍵點,就必須轉變成危機處理,是這樣一個過程。

問: 好久沒聽到這麼令人熱血澎湃的演講。剛聽您講那麼多,其實我心裡有一個矛盾。我講一個故事,1981年我在德國的時候,德國汽車市場被日本汽車打得一蹋糊塗,德國的官方、資方以及勞方就組團到日本取經,他們在松下公司訪問的期間內,發現工廠員工整天都過著制式生活,最後他們一致做成決議—他們不希望德國公司走上這條路,因為這樣會失掉德國人的認同。這個事情對我衝擊了好多年,到現在我仍然在思考這個問題。所以您剛剛提到這麼多全球化的事情,我很希望看到多一點有關於我們自己,來自於我們自己文化深沉的東西,讓我們年輕人更了解。上上個禮拜我們系上在評選新的老師,一位年輕教師說他在原來任教的學校開了一門科學史,他很認真地就像我們做研究一樣,看了很多參考書籍之後,去寫他的教材,但是我發現他的教學大綱中的參考書籍沒有一本跟整個亞洲的科學有關,全部都是美國人、英國人寫的書,這樣教材的科學史變成是西方科學史觀,而沒有我們自己的內涵,我就建議他可以找一點我們自己的東西寫進來,否則我們的學生學得愈多,自信心愈少。我也知道全球化很重要,不過也很希望能夠反過來看看我們自己,反省、檢討我們自己的東西,透過這樣的活動,把自己的自信心抬出來。如果我們能教育下一代對自己有信心,那我們才能真正平等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不知道龍教授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建議?

答: 您剛剛說德國人看到日本人這麼多儀式,我完全可以理解德國人心裡在想什麼。德國納粹對今天德國文化的影響是很大的。六八年那一代人變成老師。這些老師因為反納粹,所以反威權而主張放縱式、自由式的教育。今天德國人心裡的反儀式還是很深很深的。

另外,我倒不覺得全球化和本村化是矛盾、對立的東西,它其實是一體兩面。比如當我們在放北韓難民影片時,我相信年輕人看到的時候,他對自己會有自然的反省;當他看到盧安達種族屠殺,讓人一輩子失去手那種慘狀時,我想今天台灣年輕人會思考台灣再爭吵,它也絕對不是最爛的國家;當他看捷克跟斯拉夫獨立之後所發生的種種狀況,我想他會思考所謂獨立跟統一,不是只有台灣角度,還有別的角度可以切入。當他在看外面的東西時,他絕對不是一個外星人在看外面的東西,他一定是用自己的座標去吸收,他所看到的東西一定會影響對自己的了解,並會擴充他對自己的了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本村化跟全球化並不是割離或敵對的問題,而是兩者怎麼樣可以以一個核心往前走,這是我們做為教育者可能要去處理的問題。

問: 今天,不管是小孩或是我們,都處在一個價值觀蠻混亂的時代。孩子一方面要努力培養國際觀,一方面又要因應社會,重建內在核心價值,常常處於內外交迫的情形。另外,學姐剛剛提到帶清華大學的學生是完全放手讓他們自己做,在做事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很多的挫折感,但他們會不會因此而退縮,或者從此一蹶不振。我們要如何教他們能學中挫、挫中學,並能愈挫愈勇,有信心與勇氣迎接更大的挑戰?

答: 我對清華學生的態度是希望傳達平等的對待,而不把他們當成小孩子。所以當他碰到挫折,我給他的考驗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挫折,我鼓勵他去面對自己的挫折,如果面對不了,而要退出的話,就退出吧!那是他自己人生的選擇。我可以告訴他我自己如何處理挫折,然後他必須自己去想辦法。對沙龍同學也是如此,清華同學很有榮譽感,因為清華思沙龍變得很有名,很受社區的歡迎,也改變了清華校園氣氛,因此他們都很拼命,但是如果有人因為挫折而要退出的話,那就請便,我拒絕做學生的媽或者從上對下的態度。至於說核心價值的問題,老實說,如果要比較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等整個華人地區的話,我其實會覺得儘管我們在內部看台灣實在讓人很受不了,可是真正要放寬鏡頭來比較的話,核心價值在台灣其實還是相當完整的,例如待人接物的以禮相待、溫柔敦厚等等價值。我自己跟大陸人文方面的作家接觸比較多,他們到台灣來最強烈撲面而來感受到的是,台灣文化裡頭溫柔敦厚的核心價值,這樣的完整無缺是他們沒有體驗過的。很多我們現在覺得難以忍受的問題,我覺得只是一個歷史的階段。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開拉長的話,台灣的核心價值在華人的社會裡頭還是保存最好、素質最高、最完整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可以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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