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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錯了世界,卻說世界欺騙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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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勞」的真假意識

無獨有偶,在地球東半部的一端,馬來西亞政府針對工廠、餐飲業,展開了凍結外籍移工的政策,以因應所謂失業潮的來臨;澳門政府也考慮在保全與清潔部 門縮減約50%外籍移工,以利本地勞工的就業;包括台灣與各國政府紛紛展開減少移工配額的相關措施,亞洲最大的移工輸出國菲律賓,則表示最近四個月內已有 5,401名海外移工被迫返國。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裁員、失業排山倒海而來,苦了全球的勞動階級。顯然,外籍移工是這一次不景氣下最大的重災戶。

「反外勞」的輿論,總在經濟不景氣的年代成為主流論述,這樣的社會光暈在世界歷史側影上,並非頭一遭。1920年代美國通過一連串法案,禁止西歐、 北歐以外地區的移民進入,尤其是華人;1930年代澳洲還發生了反外國佬(Antu-Dago)暴動。1918—1945年期間的經濟危機以及繼之而來的 敵視移民態度,造成全球國際勞動移民大幅減少。顯而易見的,外籍移工的廉價、彈性又好控制的勞動力,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提供了資本積累的絕佳機會;一旦面 臨到經濟不景氣時,外籍移工側身一轉反成了國家減緩經濟危機的避震器以及犧牲者。這些景況逼得國際移民組織(IOM)不得不於日前出面呼籲各國政府:經濟 危機不該要移工來承擔責任。

不景氣導致的裁員失業,加劇勞動市場的內部競爭。顯然的,不論是本地或是外籍勞動者都成為不景氣下的犧牲者,在裁撤勞動者的議題上總會造成對於勞動 人權的爭議與社會安定的負面影響。在台灣,奴工式的外勞管理為人詬病,無薪休假更是大大侵害了勞動者的權益;此刻,要享受金援又賺足鈔票的資本家,秉持企 業社會責任維持僱傭,彷如狗吠火車。而政府除了高喊經濟起飛的口號外,推出的救急方案則是短視地計較失業數字的升降、對企業紓困,卻不見對整體制度改革的 宏觀視野與行政意志。眼見叢結的社會困頓與無聊的政治嘴炮,台灣政府除了歸咎責任給「非我族類」的外人以及「非我黨羽」的他人,還能夠做什麼?值此同時, 歐陸以及加拿大二十年前持續推動的縮減工時(Working Time Reduction),也許是一個足供台灣參考的想法。

一九八○年代,歐美各國失業率不斷攀高,顯示出全面就業是不能倚賴資本市場的經濟發展;於是有學者倡議國家必須透過縮減工時(Working- Time Reduction),以避免經濟危機時企業任意資遣勞工,同時藉以縮短工時讓勞動者得以享受家庭生活、刺激生活消費,並透過就業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比 利時學者Dreze就說如果不縮短工時,勢必造成歐洲社會更高的失業率。這樣的縮減工時運動,在工會運動組織動員下,推動了勞動者縮短工時的集體團體協 約。反觀台灣的工時一向位居世界前茅,顯示了縮短工時,在台灣還有很大的空間;可惜縮短工時,並沒有在這一波不景氣方案中被社會積極倡議。

顯然的,在無法阻擋的全球化不平等浪潮下,「把外勞趕出去」等言論,只是利用種族主義模糊社會問題的焦點,鎖國主義也會造成世界貧者越來越困難就 業。這樣的難題,有賴跨國性的、區域性的合作以及在地政府遠觀的視野與政治家的道德。更非一時半刻、隻字片語得以言喻。著眼於眼前的情勢,我們已經看見 了,這一波風暴如何衝擊著台灣勞動者:無薪休假之後就是資遣裁員,裁員對象更是一波波從邊緣勞工不斷往上侵略。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顯然不是公部門 釋放多少數字的工作機會可以解決,必需透過國家建立制度,讓就業人口得以結構性維持與增加,立法縮短工時,不帝是一個方案;保障勞動市場同工同酬的勞動條 件,維持基本消費能力,更是當務之急。

面對經濟蕭條,不是弱勢者勞勞互相踐踏,爭奪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不該佔盡移工好處,又用完就丟;國家該要現身,以重整資本市場惡整後的亂象。誠如 英國煉油廠工會發言人Claude Moraes對於煉油廠工人罷工的政治定性:「這是對就業市場的恐懼,不是排外」。那是面對經濟衰退的恐懼、是面對失業的恐懼,國家經濟是首要問題,擴大 就業市場是重點,要搞排外政治,就請閃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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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 一群勞工被歐盟稱作派駐勞工(Posted Workers),有別於自行前往其他會員國找工作的個別歐 洲公民,他們是隨著公司遷移到會員國進行短期工作;1997年以及2006年歐盟分別針對這一群 勞工的勞動條件指導方針特別進行了相關勞動基準,以避免同工不同酬等勞動歧視。

本文引用自 苦勞網 http://www/coollo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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